20140605【打狗吹水】:「愛國vs. 愛港」:六四在哪見?/新一

中國六四天安門屠殺已屆25週年,香港為悼念此屠殺慘案,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支聯會)領銜,並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宛如行禮如儀的燭光晚會,也宣告邁向25週年。然而,隨著香港本土化運動的開展,高舉著香港城邦自治、抑或以香港本土運動自居的人士,在去年六四的前夕即曾喊出:「支聯會諸君,別了,我們在這裡分手!」的口號,呼籲港人抵制維園晚會,其理據不外乎認為此種打著「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六四悼念,正是訓練香港人成為中國人的另類「愛國教育」(註一)。
圖說:香港本土派高舉「本土反共」,在尖沙咀舉行六四悼念(取自香港人主場臉書粉絲頁)。


由於六四悼念,已成為一種香港社會的一種傳統慣習,抵制效果勢必有限。於是,香港本土運動人士,便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召集另一場六四悼念晚會,讓今年的六四悼念晚會分成「尖沙咀 vs. 維園」兩場,背後則各自伏貼著「愛港vs.愛國」的認同軸線之差異與較勁。
愛國 vs. 愛港
事實上,香港本土派人士認為「平反六四」無異於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正當性,遑論希冀透由六四的平反,以期待中共洗心革面進行民主道路的轉向,根本如緣木求魚一般;畢竟,要讓肉食性的鱷魚改吃素,難度是高了點。再者,打從九七香港治權移交之前所舉辦的六四悼念晚會,支聯會諸君為免中共扣上「親英」奴才的不潔帽子,便以「真正愛國」的姿態,串連起「民主回歸」的思維主軸,讓天朝主義或大中國緊箍框架套在港人身上,無法迴身動彈。誠如,5月21日,香港知名作家主筆李怡在香港蘋果日報的專論《該放下愛恨交纏的六四包袱了》中,寫下一段看似多麼痛的領悟:
「香港無法擺脫爭取民主的困境,固然由於回歸使我們的命運與中國命運綁在一起,但也由於縱使有《基本法》的高度自治的保護,香港人仍然無法擺脫對中國的愛恨交纏的感情,仍然夢想可以爭取中國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25年了,每年做一次夢,而夢境越來越遙遠,也應該醒醒了。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和海外聲援的作用極有限。同樣,香港的民主也只能靠香港人去自主爭取,靠中國改變而帶來是不可能的。25年,該放下這個愛恨交纏的包袱了。」(註二、註三)
圖說:香港民主派跟支聯會諸君,依舊是在「維園」不見不散(取自香港信報)。
香港本土化運動,讓香港人重新探索,港人走港路的可能,不再凡是北望中國,而是實際地將眼光回望腳下的土地、社群與人民。否則,對中國的愛憎情緒,就如同陷入苦戀的人一般,自主性早就隨著心緒波動所懸繫的彼方,而被綁架消失。於是,「凡是繞著中國」打轉的思維,不僅讓港人無法萌生港人自主與獨立存在的主體意識,更讓港人容易分心「中國旁鶩」,忘卻「香港正業」的捍衛與保護,而此舉卻正中中國政府的下懷。畢竟,支聯會的六四悼念晚會的「話語或論述框架」本身,除了不斷確認香港的臍帶只能連結於中國之外,更可怕的是,這正是中國政權最長於操作的「官方話術框架」的設定遊戲,並透由框架設定將焦點轉移、抑或將不滿收束在可控範圍之內。
基於此,有香港第一才子稱號的陶傑,便犀利地直指:中共最怕的問題不是六四平反與否,不是一黨專政結束與否,而是有一群港人從反蝗蟲變成反中國人(港人常用蝗蟲稱謂形容中國觀光客在香港的肆虐掃貨。此語並非歧視可概括,反倒更像是港人以辱罵話語為表現之弱者的武器)。一旦,六四是中國人而非港人之事,沒有同胞血緣連帶感,便不會去六四晚會。陶傑更進一步認為,一旦維園悼念人數陡降,便意味著香港獨立意識之濃厚,『如果我是中共,我都會想多一點人去六四紀念會』云云。
換言之,今年「尖沙咀 vs. 維園」兩場六四悼念會背後,也就意味著把六四屠殺當成「自家同胞」,抑或站在「人類文明人道」的兩種不同立場心態之爭。當然,這種不同立場與心態的背後,更是兩種不同認同的表現:愛港vs. 愛國。
告別普世民主,邁向本土民主?
事實上,回首歷史,中共建國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讓地主跟小資產階級紛紛遁逃香港。於是,對照專制統治的中共,讓英殖在港政權得以不用高壓統治即獲得服貼的順民。甚至,有自由沒民主,更讓港人深陷此種「仁慈的獨裁」的統治術下,而益顯得政治被動跟冷感。迨至,中英談判時,港人以腳投票,表現出對前途的政治思考,此後移民潮久久不退。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的籲求也伴隨著「九七大限」開始發聲,1980年代初,政治議程更因區議會的設置,而有了政治參與的空間。
然而,英殖時期不爭民主,回歸時程確定後才爭民主,讓中共時不時以港英餘虐遺緒視之。再加上,香港此些爭民主的民主黨人士,多是中產階級,其既得利益,乃倚靠英式的專業拔擢系統而來,他們與華資必須在回歸後選擇靠攏中國,並讓華資在回歸後的「既得利益不滅」,有著根本上的差異。於是,親中的資本家與親英的中產階級在政治光譜上,遂有了「祖國vs.殖民母國」、以及階級利益兌現上的兩組不同形式之對立。
圖說:香港才子陶傑,常有犀利獨到的見解(取自朗思製作臉書粉絲頁)
再者,親英的中產階級民主派,為防中共扣上親英的標籤與帽子,便標舉著「普世民主價值」來替這頂尷尬的親英帽子跟標籤解圍。但隨著1989年六四屠殺事件之後,「親英vs. 親中」的脈絡,遂進一步轉譯成「民主(普世) + 回歸(愛國)」,成就了「民主回歸論」的主旋律。於是,香港本土的在地議程與需求,便在「民主」這頂普世價值的政治正確下被忽視;同時,港人優先的心聲與呼籲,便在「愛(中)國」的民族大義下被壓抑。
當1980年初,中英對港前途如火如荼地展開談判時,中方即以「三腳凳」之託詞藉口,否決了港人參與自身前途談判的可能,而只能被中英兩方任意擺佈。迨至2003年之後,香港跟中國在經濟與人流更為緊密頻繁之時,本土或港人的需求與心聲無法獲得滿足之時,香港本土運動人士才赫然發現,港人走港路,或許,才是自保之正解。而這早已是30多年之後囉!
那如今,六四的晚會,到底要在哪見呢?是在「尖沙咀」,抑或是「維園」,這是兩條擺在港人面前的「殊途」,但卻有可能是「不同歸」的道路啊?!
註三:關於中國民主必須靠中國人自己爭取的論點,參見筆者《中國民主,誰有責?!》一文。
圖說:「本土.民主.反共」、「全民制憲」等,這些香港本土派的口號主張,是否像極台灣本土派的口號呢?(取自香港MyRadio普羅政治網頁)。

引用來源/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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