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甫自其倡議提出，即充滿爭議。積極鼓吹者，或視為參與國際經貿的積極機會，尤有甚者，甚至視為國家戰略機會，為此甚至只為加入，幾達不擇手段之地步。其但求加入，而對如何或以何名義加入之問題，完全無視或輕忽地以為僅僅係「戰術層次」問題，更是其一再重複的陳腔濫調。
然而，這個看似類似複製亞銀經驗或是更被指為複製「世界銀行＋IMF＋美元」模式的倡議，其背後的動機與其目標、策略的營運卻幾乎少被積極鼓吹者正視與闡明。特別是在台灣，倡議多無視背後中國對外的攻勢策略的野心與其運作治理上的風險與經濟模式上的支配地位對其他參與者—特別是台灣—的重大而無可對抗風險。實際上，台灣在此問題上，更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支配企圖，在這樣的「類多邊開發銀行」參與下，更難有所作為，甚至反過來，危及既有的國際多邊開發協作機會。蓋若台灣可以為了加入亞投行而無視自身主權地位的被貶抑，則既有的多邊開發銀行中早遭打壓的現實，即因此而傳遞順勢採取屈服與默認的錯誤訊息？實在值得警醒注意。
而觀察積極鼓吹者，多利用邊緣化焦慮與對參與國際經貿之殷殷期待，來作為鼓吹加入的真正驅力。然而，亞投銀與亞洲開發銀行或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所不同的是，前者係以以減貧為主要宗旨，而亞投銀實際上側重與鼓吹者，乃是參與亞洲地區基礎設施融資為其主要之目的。透過融資而參與亞洲各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則更是多數參與國與鼓吹者最為關注的目的。然而，這裡面有否實際上為中國浮濫、無效率的基礎建設脫困的背後目的？以及是否存在為亞洲各國以基礎建設推升GDP的傾斜發展模式延續創造資金條件的問題？當然，背後是否更加推升這類大規模基礎建設所常存在的無效率、尋租問題等等，似乎都未見更多的分析與重視。更重要的是，在有關投票權上與出資額問題上，以及治理結構與政策問題上，存在與既有多邊開發銀行之間種種的差異與問題，都未見到必要的審視與質問。
面對中國利用創建多邊開發銀行進行國際戰略佈局之際，台灣所能思考與面對的，是否只有基於某些基於焦慮驅動的「期待」，就選擇不惜代價的加入？或者，我們更應該思索，利用這樣的機會，重新檢視台灣在國際經貿格局參與的地位與問題，並做多方而非單一的評估與抉擇，甚且利用此機會重新調整自身與國際參與的結構與地位。將自己的未來押注在始終未曾放棄尋求支配併吞台灣總體的政權與其所支持的利益集團與利益結構，恐怕不僅僅是危險，還是徹底的盲目與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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